从唐末至五代初期，河北幽州一直有一股存在感极强的地方势力。它的统治者刘仁恭和刘守光父子在此地经营近二十年，与当时北方的两大势力相交相杀，成为梁、晋争雄格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搅局者。但出于种种考量，北宋欧阳修在写《新五代史》的时候，却没有把幽州归入所谓的“十国”之中。其中缘由后人尽可以作出种种分析，但有一个因素应该无法否认，那就是这对父子的为人为政实在是太奇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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幽州作为古燕国之地，世人多以“燕”或“幽燕”称之，毛主席诗词中也有“大雨落幽燕”一句，慷慨悲凉之气尽在句中。幽州镇在唐朝也叫卢龙或者范阳，是当年安史之乱中安禄山的大本营，安禄山当年起兵称帝，国号就叫大燕。五代之初，时任幽州节度使的刘守光也自行称帝，国号仍为大燕。所以，在五代史的书写中，史家一般也径称幽州政权为燕。
虽然同在河北，但幽州与其他河北藩镇（如王镕的成德军和罗绍威的魏博军）还是有区别的：
第一，它的地理位置偏北，所以在梁、晋争雄格局里所受到的大国威胁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直接，有其他几个藩镇作为缓冲，幽州相对安全一些；
第二，幽州控制的地盘在河北诸镇里是最大的——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，包括河北北部、辽宁南部，甚至内蒙古自治区一些地方，加上燕地盛产马匹且“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”，在唐末乱世中以兵强马壮而雄踞北方，是当时任何势力都无法忽视的，这足以让它游刃有余、待价而沽；
第三，幽州地处中原边域，向北跨过长城就是日渐崛起的契丹，所以经常不得不同时直面梁、晋和契丹三大势力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幽州这种“风暴眼”的位置虽然看似凶险，却也让它更容易在大国矛盾中立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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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导致幽州的统治者刘仁恭和刘守光父子经常过于自负，从而又形成了它的第四个特点，即幽州是河北藩镇里唯一建元开国的一个，刘守光也成为十世纪初期北方除朱、李两家外唯一称帝的一个。
但这一切，都不及幽州两代统治者刘氏父子的奇葩故事让人印象深刻。
我们先说奇葩父亲刘仁恭。刘仁恭本来就是河北人，其父曾在幽州做军官，家世一般，但多年以后据其后人称，刘家祖上为西汉皇族——这也许是唐末五代乱世中草莽英雄常用的自我“贴金”套路，但想想当年汉室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也曾发迹于河北地界，刘仁恭家族把自己这个姓往汉代刘氏皇族上靠，倒也算不太离谱。
刘仁恭子承父业，很早就在幽州军队混。此时的刘仁恭应该也算是“年轻有为”，正史里对早期刘仁恭的评价也都不低：《新唐书》说他“为人豪纵，多智数，有大志”，《新五代史》说他“为人有勇”“多智诈，善事人”，《旧五代史》也说他“幼多机智，数陈力于军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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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他随幽州军攻城，敌军据城而守“累月不能拔”，刘仁恭却另辟蹊径，挖地道钻入城中，顺利破城。他也因此得了一个“刘窟头”的绰号，获得升迁。
但年轻的刘仁恭也有明显缺点，就是“好大言”，总是喜欢口无遮拦、自吹自擂。有一次他说自己“梦大幡出指端，年四十九，当秉旄节”，宣称自己梦见异端，预示着他四十九岁就能当上节度使。虽然只是一个梦，但看得出刘仁恭是有点野心的。结果这话被传了出去，让当时的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很有些忌惮，一度把他贬出军营，派往地方做县令，又外派戍边。
后来幽州发生权斗，节度使被驱逐，刘仁恭利用戍兵的思归愤怨情绪，在混乱之际带兵攻幽州城。但他这次充满野心的冒险很快失败，只好举家逃往山西，投奔了李克用。
刚刚在剿灭黄巢起义军中大出风头的李克用正在用人之际，对来投效的刘仁恭青睐有加，“遇之甚厚”，还送他宅子和田地，任为镇将。刘仁恭却对幽州念念不忘，经常劝李克用攻打幽州。他善于讨好人的一面派上了用场，和李克用的亲信爱将盖寓交往密切，经常跟盖寓哭着痛说家史，想通过盖寓说服李克用，借沙陀大军夺取幽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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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克用当然乐得扩充地盘，在894年年底，李克用亲自带兵进攻幽州。此役中，刘仁恭表现亮眼，不仅作为先锋冲进幽州城，还封存了城内财物恭候李克用入城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把俘获的前任幽州节度使的妻子，献给恩人李克用为妾。这一切都让李克用对他非常信任，第二年上表朝廷让刘仁恭做了幽州节度使。
就这样，刘仁恭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。但李克用很快就发现自己看错了人。
昔日寄人篱下，今朝坐拥大镇，随着地位变化，刘仁恭与李克用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在李克用看来，他有恩于刘仁恭，刘仁恭就应该有所回报。
896年，李克用攻打魏博，让刘仁恭出兵帮忙，但刘仁恭以要防备契丹为由不肯发兵。第二年李克用为救被朱温围攻的山东朱瑄、朱瑾兄弟，不惜千里派兵借道河北南下，再次征兵幽州。但一连几十次派出使者去幽州，刘仁恭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拒绝出兵，还语出不逊。
李克用很恼火，写信责备这位昔日小弟，刘仁恭见信大怒，绑了晋国使者，又下令抓了所有留在幽州的晋人。不仅如此，刘仁恭还重金诱惑李克用麾下将领，引得不少人来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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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刘仁恭的忘恩负义，李克用的愤怒可想而知，897年深秋，他亲自带兵讨伐幽州。凭借着在唐末几乎所向披靡的沙陀军，李克用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刘仁恭，但这一次过于轻敌的独眼龙却尝到了苦果。大军进入河北后，李克用竟在战前喝得大醉，两军在河北蔚县附近的木瓜涧遭遇，当时天降大雾，刘仁恭的女婿单可及率领燕军骑兵很快冲到晋军跟前。
当属下报告敌人已至时，醉酒的李克用问：“仁恭何在？”属下回答说只看到了单可及，于是李克用圆睁着独眼怒道：“可及辈何足为敌！”跟跄着下令迎敌。但毫无准备的沙陀军在迷雾中辨不清方向，遭遇大败，“死伤大半”。还有不少沙陀兵被俘，最后都被刘仁恭当作投名状，献给了李克用的宿敌朱温。
木瓜涧一役是李克用军事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大败，他一直把这件事当成奇耻大辱。多年后李克用临终之际，还特意留给儿子李存勗三支箭，代表三个死敌，其中一支就是指刘仁恭，让儿子一定为他报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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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此一役，颇具野心的刘仁恭摆脱了李克用的控制，开始厉兵秣马，积极扩充地盘。在898年占了沧州后，他让自己的大儿子刘守文当节度使。唐末混乱之际虽然大唐皇帝有名无实，但节度使仍需要经过朝廷正式任命，以获得象征节帅权力的旌节。刘仁恭为儿子上表请旌节，但昭宗皇帝大概是不想得罪李克用，拒绝了他的请求。
刘仁恭大怒，说了一句：“旌节吾自有，但要长安本色尔，何屡求而不得邪？”此语应该是在五代史上足以排进前五的名言，直揭唐末朝廷的惨态。是啊，地方人家都占了，你承认了起码还能保留点帝王残存的面子，最后唐昭宗面对既成事实，只好同意。
此时的刘仁恭更加膨胀，以两镇之兵雄踞河北，四处扩张，史书说他“兵锋益盛，每战多捷，以为天赞，遂有吞噬河朔之志”。
公元899年刘仁恭率十万大军，号称三十万，进攻魏博的罗绍威，在攻占贝州（今河北清河县）后，制造了一起大屠杀，史书说“无少长皆屠之，清水为之不流”。罗绍威向朱温求救，刚刚与罗绍威结为姻亲的朱温当然要表现一下，派出大将李思安和葛从周带兵北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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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仁恭对梁军不屑一顾，跟大儿子刘守文说：“李思安怯懦，汝之智勇，比之十倍，当先殄此鼠辈，次掳绍威。”鼓励儿子本是好事，但看不清形势就太愚蠢了。梁军设下埋伏，诱敌深入，大败燕军，连刘仁恭的女婿单可及也丢了性命。此战刘仁恭损失惨重，最后不得不烧营而逃，一路“僵尸蔽地，败旗折 戟，累累于路”。
此后数年，刘仁恭不得不承受梁、晋两大势力的挤压，困难重重，“垂翅不振者累年”。
公元906年，朱温亲自带兵大举进攻沧州。刘仁恭当然反击，他强征全境十五岁以上、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入伍，凑成二十万人，还在他们面上刺上“定霸都”字样，又在胳膊上也刺上“一心事主”。可惜这样的强制手段根本无法真正凝聚人心、提升战力，反而迫使不少幽州百姓越境逃亡。最后燕军无法打破梁军封锁，沧州城内粮尽，甚至出现“人相食”的惨状。危在旦夕的刘仁恭面对梁军的攻势，只好厚着脸皮向李克用求援。
李克用虽然恨刘仁恭之前背叛过自己，但考虑到朱温这个死敌，还是出兵帮幽州解了围，算是再次接纳了刘仁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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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梁、晋间战事频繁，无暇顾及幽州，刚刚渡过难关的刘仁恭再一次膨胀起来。《旧五代史》对他的形容非常精当，“仁恭啸傲蓟门，志意盈满”，一句话把这位幽州之主的自大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在幽州西边有座大安山，刘仁恭在山上大盖宫殿，搜罗美女，天天还跟道士们一起炼丹求长生。
刘仁恭还非常贪婪，为了谋利，他下令禁掉了南方运来的茶叶，强行在辖区销售从山中采摘的草叶子。他最让人瞠目的敛财手段是用泥土制成钱，强制流通，搜刮辖境内的铜钱，屯藏在大安山的山洞里。
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刘仁恭的二儿子叫刘守光，他跟父亲的小妾私通，事情败露后被刘仁恭揍了一顿赶出家门。刘仁恭整日躲在大安山上享乐，以至于幽州军政荒废。
公元907年，刚刚废唐篡位称帝的朱温发兵进攻幽州，正是这个被贬谪的二儿子刘守光带兵击退了敌军，趁着军队拥戴，刘守光挥师攻入大安山，把他爹从山上抓回幽州关了起来，还杀掉了城中跟自己不和的燕军将佐，从此成为幽州的新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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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沧州的老大刘守文听说弟弟囚父上位，马上发兵攻打幽州，一场兄弟间的内战就此展开。最初守文有契丹兵助战，取得了优势。
但这个刘守文比较奇葩，似乎有着极强的表演欲，开战前他先是在自己的军队面前大哭，说什么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自古岂有雠父者？吾家生此枭獍，吾生不如死！”古人认为枭这种恶鸟食母，而獍这种恶兽食父，枭獍用来比喻忘恩负义的不孝子。
刘守文这是在说家门不幸，大骂弟弟禽兽不如。这种战前动员虽然夸张，倒也可以理解，但他后面的表演却让人目瞪口呆。当看到已方在战场上即将大获全胜之际，刘守文突然骑马冲到阵前，大哭着喊道：“勿杀吾弟！”也许他是想在自己的军队前装出仁慈的样子来获取军心，只是这种表达兄弟情谊的时间和场合实在太不合时宜。
对面守光军中一员大将趁此机会，冲过来一把擒住了刘守文。刘守文装仁慈却一不小心装过了头，所部失去主帅，战局迅速逆转，弟弟刘守光神奇般地反败为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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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胜的刘守光对哥哥可没那么客气，直接把他囚在荆棘围拢的房子里，在攻占沧州后不久就杀了他。民国蔡东藩先生写的《五代史演义》中，对刘守文有一个评价非常到位：
以丈夫之义愤，忽变而为妇人之仁柔。一何可笑！卒之身为所絷，死逆弟手，天下之愚昧寡识者，无过守文。
好一个“一何可笑”的刘守文！
击败奇葩大哥的弟弟刘守光当然青出于蓝，比其兄更奇葩。他现在统一了幽州，自信心爆棚。《新五代史》说他“素庸愚，由此益骄”。除了愚蠢和骄傲外，刘守光还十分残暴，经常将犯人投入铁笼，外面用火烤，再用铁刷子刷犯人的皮肤，如此严酷统治让燕人纷纷逃亡。刘守光还经常身穿黄袍，对着将士说：“我衣此而南面，可以帝天下乎？”他称帝的野心，一览无余。刘守光的机会很快随着梁、晋柏乡大战的展开到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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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0年梁军进攻镇州的王镕，王镕向刘守光求救，而刘守光乐得坐山观虎斗，拒绝出兵。最后是年轻的晋王李存勗发兵救赵，大败梁兵于柏乡。柏乡之战中晋军虽然最后险胜，但也元气大伤。刘守光这时候放出话去，“燕有精兵三十万”，如果建立一个抗梁联盟，谁来当这个盟主呢？此时晋军劳师远征，李存勗对在背后虎视眈眈的刘守光颇有些忌惮，于是撤回河东，还顺水推舟与河北诸镇共推刘守光为尚书令。
尚书令一职号为百官之首，自汉代起就作为政府最高职位，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前曾任尚书令，所以“其后人臣莫敢当”，有唐一朝很少设立，即便到了混乱的晚唐五代，获得这一殊荣的人也不多。
做了尚书令的刘守光却并不满意，他想利用梁、晋矛盾两边通吃，于是又派使者去见朱温，朱温也顺水推舟，派人来册封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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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封用的是唐朝册封重臣之仪，刘守光问为什么不用郊天改元之礼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此天子之礼也，尚父虽尊，乃人臣耳。”刘守光大怒，也说出了一句很豪放的名言：我为尚父，谁当帝者乎？且今天下四分五裂，大者称帝，小者称王，我以二千里之燕，独不能帝一方乎？
刘守光一怒之下，把梁、晋两国的使者全部下狱，这相当于同时与梁、晋为敌，颇有一副不当皇帝誓不罢休的气势。面对刘守光的疯狂，幽州的臣僚目瞪口呆，纷纷劝谏。刘守光命令在院子里摆上斧子和大锅，下令“敢谏者死”。一个叫孙鹤的大臣仍然拼死进谏，刘守光命令卫兵割下他的肉吃，鲜血淋淋的孙鹤仍然大喊：“不出百日，大兵将至！”刘守光下令捂住孙鹤的嘴，后将他剁成肉泥。
就这样，在911年八月，刘守光如愿以偿终于称帝，国号大燕，年号“应天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且为河朔天子”，成为五代时期河北唯一称帝的藩镇。这个短命大燕国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桀燕，把刘守光比作历史上残暴的夏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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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守光虽然称帝，但却彻底跟梁和晋两大势力闹翻了，北边的契丹也趁机兴兵，就在刘守光登基的当天攻陷了燕北一座城。刘守光称帝的消息传到太原，李存勗却哈哈大笑，他笑声背后的含义，晋国老臣张承业说得明白：“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”，少年英才的李存勗此时已经看到了刘守光的末日。
所谓上天要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，疯狂的刘守光注定已经离灭亡不远了。李存勗要与后梁决战，必定要先剿灭幽州，这既是老晋王李克用留下的遗嘱，在战略上也将解决晋国腹背受敌的隐患。
912年，李存勗派大将周德威带兵，联合成德军王镕和义武军王处直，进攻幽州。此时朱温已死，后梁内部动荡，对幽州既无心也无力相救，而刘守光寄予厚望的契丹援军也迟迟不至。在随后将近一年的围城中，刘守光无计可施，只好派人送信给周德威，说都怪自己糊涂，得罪了晋王，求其退兵。
周德威幽默地回答，你这大燕皇帝不是还没行郊天礼么，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？刘守光只好登上城池，招呼周德威：你是三晋贤士，我都如此危难了，能不能帮帮忙？还讨好地把自己的坐骑还给了周德威，最后还承诺，如果晋王李存勗来了自己一定出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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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存勗果然来了。他单骑来到幽州城下，招刘守光对答，还折弓起誓，只要他投降，就保他一家平安。但此时的刘守光竟然还心存侥幸，说再等几天。失去耐性的李存勗立刻下令攻城，一日之内就攻破了幽州。刘守光带着老婆孩子弃城而逃，其时天寒地冻，一家人在乡间迷路，又冷又饿，他让老婆去找当地农户要吃的，被识破后全家被抓。
很快刘仁恭、刘守光父子都被带到晋王面前，李存勗开玩笑说：客人来了，主人为什么要躲啊？晋军锁着刘氏父子回山西，路过河北镇州时，王镕摆酒宴请李存勗。王镕虽然和刘仁恭父子这些年辖境相连，但却从未见过面，于是李存勗命人把刘氏父子带到面前。除去镣铐的两个人也不客气，坐下来就吃，“饮食自 若，皆无惭色”。
随后刘氏父子一路千里被带回太原，所过之处，引发民众围观，刘守光却毫无羞愧之色。
914年正月，刘氏父子一行人来到太原，心知难逃一死的刘仁恭大骂儿子败家子。刘守光的脸皮比他爹更厚一筹，连连乞求活命，说自己是被亲信李小喜给蛊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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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存勗招来李小喜当庭对质，这个曾经的亲信瞪着刘守光说：“囚父杀兄，烝淫骨肉，亦我教耶！”刘守光还在求饶，对李存勗说：大王将来平定天下，为什么不留我一命以供驱使呢？刘守光的卑微乞怜让他的两个老婆也看不下去了，说“事已至此，生复何为？愿先死”，于是引颈就戮。
而刘守光还犹自哀求不已，但最后仍然难逃一死。李存勗又派人牵着刘仁恭来到雁门，在父亲李克用墓前，以其血祭奠父亲的亡灵。
至此，刘氏父子盘踞十九年的幽州势力彻底终结。《旧五代史》对刘守光如此评价道：“守光逆天反道，从古所无，迨至临刑，尚求免死，非唯恶之极也，抑亦愚之甚也。”说他不仅恶而且愚蠢，前面称帝时的不可一世与后面怕死求饶的丑态形成鲜明对比。
刘氏父子虽然都比较奇葩，但这二人也并非一无是处。客观地说，刘氏父子主政幽州时期，在与北方契丹的对抗中长期处于优势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
唐昭宗天复三年，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知契丹情伪，常选将练兵，乘秋深入，逾摘星岭击之。契丹畏之。每霜降，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。契丹马多饥死，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。
这里所说的摘星岭一战和契丹贿赂刘仁恭之事，也见于《旧五代史·外国列传》，行文大致相同，应该就是司马光所本：
刘仁恭镇幽州，素知契丹军情伪，选将练兵，乘秋深入，逾摘星岭讨之，霜降秋暮，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，马多饥死，即以良马赂仁恭，以市牧地。
以此观之，刘仁恭似乎颇有帅才，不但勤于练兵、收集情报，经常主动出击，还非常聪明地派人焚毁契丹赖以生存的草场，迫使契丹不得不用马来交换牧地。所以史书上对他“多智数”的评价，应该有些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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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守光在对敌契丹时的表现，也可圈可点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，阿保机的妻兄曾引兵入寇平州（今河北卢龙县一带），被守光击败：
契丹王邪律阿保机遣其妻兄述律阿钵将万骑寇渝关，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，守光伪与之和，设幄犒飨于城外，酒酣，伏兵执之以入。虏众大哭，契丹以重赂请于仁恭，然后归之。
在这里提到的平州之战中，刘仁恭指挥得当，其子刘守光也表现不俗，设宴俘虏敌军首领，迫使契丹人送礼求和。关于守光所设的“牛酒之会”，《旧五代史》中描写得更为具体：
仁恭季年荒恣，出居大安山，契丹背盟，数来寇钞。时刘守光戍平州，契丹实里王子率万骑攻之，守光伪与之和，张幄幕于城外以享之，部族就席，伏甲起，擒实里王子入城。部族聚哭，请纳马五千以赎之，不许，沁丹乞盟纳赂以求之，自是十余年不能犯塞。
此时的刘仁恭自己躲在大安山享乐，设计俘获契丹首领的正是当时驻守平州的二儿子刘守光。这个最后落得身死人笑下场的刘守光，最初竟然也能打得契丹人十几年不敢入侵中原，“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”。想想这对父子在通往权力之路上的最终堕落，真是让人语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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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仁恭在大安山的藏钱之处，《新五代史》说“已而杀其工以灭口，后人皆莫知其处”。大安山就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，现在当地还有一个大安山村，村北的台地北靠高山、南面崖壁，据说就是刘仁恭所建“大安山馆”的旧址所在。附近的山中平地据《房山县志》记载，“俗名操场，传为仁恭练兵处”。
其实在刘氏父子败亡后不久，就有人开始寻宝了。《旧五代史》长兴三年（932）七月己亥条记载，“幽州衙将潘杲上言，知故使刘仁恭于大安山藏钱之所，枢密院差人监往发之，竟无所得”。直到八十多年以后，这些钱终于重见天日。据《辽史》载，996年四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下令“凿大安山，取刘守光所藏钱”。看来这批钱最终落到了占据幽州的契丹人手里，后来被熔铸成新钱，一举解决了辽国当时面临的钱荒。
刘仁恭父子在幽州期间曾经发行的铜铁铸币也现于后世，币面文形制独特，有“永安五百”“永安一千”等几种。不过刘仁恭为敛财而发行的那些土制钱是不可能流传下来了，不然也是奇葩刘氏的一个历史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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